老同学李利民
作者 管黎丽
2010年的春节前夕，我从北京赶回哈尔滨，多年来的在外漂泊，已记不清有多少次这样的奔波和疲惫了，无论在外面时间有多久，只要是一回到家乡，就感到浑身放松，心里也踏实了。正月初八的晚上，在天马饭店，我们老同学集会，这是李利民为我回来特意请了一些老同学的聚会，看到顶着风雪严寒，步履有些蹒跚的老同学准时无误的到来，让我心中感到一阵阵温暖和感动。特别是看到老同学李利民精神矍矍、风度翩翩、诚恳而又热情的迎接每一个人的到来，使我感到惊异，那就是岁月在他身上不但没有催人显示出衰老，而是让他一年比一年更年轻了。席间，大家回首过去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畅谈几十年人生的发展变化，更加感慨我们相处了40多年的友谊的质朴和纯真。这也是曾经在北大荒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共同奋斗过的老战友们的一次心与心的交流。席间战友们催促我写点东西，写写我们之间40多年的艰苦岁月和友谊，我深深的理解我们这些曾在“大文化大革命”中仅仅只有十五、六岁的“少年”，在经历了三年史无前例的运动“锤炼”下，又义无反顾的走向广阔天地，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一代热血青年的难忘历程。每个人都有一段难忘的回忆，每个人都有一段辛酸的历史，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痛苦与欢乐，这些岁月的磨难就是激励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奋发图强、不屈不挠的最好动力。激动之余，我第一个最想写的就是李利民。
和李利民认识是在1966年的7月，我们同是十七中学的二年级学生。一场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我们成为了战友。他是我们“造反团”宣传组的组长，一个年仅16岁，却领导我们好几个人的头头。我们作为红卫兵的代表一起去了北京，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我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投入了为保卫红色政权的战斗。李利民是一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人，别人可以打打闹闹，开个玩笑，他从来都是作风严谨，一本正经，说一是一，认认真真，不苟言笑的人。他善于学习，即使是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也能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和理论，并且领着我们这群文化不高的孩子们一起学习毛选，我之所以看过毛选也是从那个特殊年代开始的。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宣传组的人相处的非常好，每个人都在忠于职守的在干自己应干的事。运动中，他给人的印像是一个有点文质彬彬，爱思考，喜静不好动的人，有些书生气，一些“轰轰烈烈”的活动他很少出头，潜心地在完成自己的宣传工作。但是在一些决定当时团里命运的大问题上，他却毫不犹豫地竭尽全力为同学们奔波努力，使我们渡过了那些最困难的日子。
1968年的冬天，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将我们的命运选择在同“帝、修、反”斗争的最前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没有人选择条件好和舒适一点的地方，而是对着地图找能和“苏修”战斗的边疆前沿，我去了4师36团，李利民作为领队带领61个同学去了3师21团。凡是当过知青的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在他离开家乡时亲人们的送行，我也如此，无论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无数次的乘坐过火车、飞机，穿梭于祖国的各地，可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得1968年当我坐上开往虎林的知青专列即将开车时，车站上人山人海，火车启动的瞬间，人们的哭声连成一片，这种场面今生今世我也不会忘记，以后也永远不会再现了。就是在这种悲壮的情况下，李利民提着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行装，带领着同学们登上了列车，没有一个亲人来送他。他爸爸因为历史问题被关押好久了，妈妈因爸爸的问题受牵连被监视劳动改造，失去了自由，爸爸停发了工资，家中每月仅有12元的生活费，他怎么能再向家中要钱呢，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这样身无分文的来到了北大荒。车站上的人们变成了哭的海洋，李利民强压住离别的愁绪和悲伤，心中默默地向远方家中的父母亲告别，他没有掉一滴眼泪，但他的心中在流血，为年幼的妹妹和困难的家境担忧。在兵团生活的几年中，李利民伐过木、打过石头、赶过马车，苦和累始终在伴随着他。他曾经在好长一段的时间里，用一种赎罪的心情去拼命干活，他不知道爸爸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是从小受党的教育长大的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如果说爸爸真的有历史问题，他想用自己的劳动去弥补父母造成的影响。所以无论干什么工作，他都认真、刻苦、完成的非常出色。为了炼打锤，他被人一锤打在胳膊上，造成骨头劈裂，即使是吊了半年的绷带，他也一直坚持劳动，以致落下了终生的病根，直到今天他的受伤右臂也不敢吃力。因为家庭问题他入党的事一拖再拖，但他毫不气馁，直到1973年他父亲的问题刚一平反，他就作为连队第一个入党的知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第一个被推荐上了鸡西煤矿学校。
记得是在1969年珍宝岛战役打响后不久，李利民专程到我的连队来看我，他带来了老同学黑牛在珍宝岛前线为解放军战士输血，解放军送给他的两瓶罐头，他转送给我，让我感受到同学之间的情谊是那么真诚深厚。他告诉我要照顾好自己，因为他和好多同学在一起，互相照顾，而我只身一人在异地他乡，他让我好好保重身体，我很是感动，因为从他这样一个严肃而又认真，不善言谈的人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着实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了。后来的日子里，我很少见过他，偶尔的在哈尔滨市相聚，也都是同学们众多人的聚会，单独和他见面的机会很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见过几次。每次去他家，他都和我谈很久，谈他的工作，谈他对社会的一些看法，也谈他早逝的母亲。李利民的妈妈是一个性格刚强、干净利索、非常朴实厚道的一个人，她视李利民为掌上名珠一样，深爱有加。在送别李利民去边疆的列车开走后，我去他家看望他母亲，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受李利民父亲的牵连，她不能直接面对儿子离去，而是一个人悄悄地赶到车站，在背影里望着儿子偷偷流泪，哭得让人心碎。就是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今天，李利民也一直不知道他的妈妈也去了车站，只是不能见他。后来，他妈妈得了肠癌，开始的日子里，她还硬撑着自己的身体病痛，和我说她要坚强地活着，要和疾病做斗争。时间不长，听到她快不行了的消息，我和同在十七中的战友张秀芬去看她，她人瘦得脱了像。就这样，年仅40多岁的李妈妈提前去了天国，这对李利民、对我们所有关心他的人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李利民和他的两个妹妹直到今天，提起这些往事，都依然泪水盈眶。1974年正在鸡西煤矿学校上学的李利民被校党委选拔提前毕业留校充实教师队伍，再后来他被调回城，在省煤田地质公司工作。1985年调入省政协，先后担任了科长、秘书、处长等职务。我们都在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知道他一直干得都很好，也就没有更多的联系。
1994年的1月，正在工作的李利民突然头痛，开始他并没有太在意，直到有一天疼痛的他直想撞墙，眼前都黑了，省政协的领导把他送进了医院，确诊为血管母细胞瘤，时任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原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陈雷省长的夫人）和政协的几个领导亲自到医院为他找大夫进行开颅手术。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的李利民没有会想到他会遇到人生如此大的遭遇，临进手术室前，他已说不出一句话，只有握着妻子的手在用力好像在和她告别，大难不死的李利民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手术，取出了脑中的瘤子，闯过了这一关。当时由于工作忙，我一直出差在外地，知道消息的同学都去看他，都为他担忧，因为他这个病太突然、太可怕了。我回来知道消息是在他手术几个月后，我连忙和张秀芬一起去看他，尽管我心理有了准备，知道他病得很重，但是一见面，我惊呆了，经过大手术的他身体还十分虚弱，不能单独站立，五官有些错位的他睁着两个目光不能对焦的眼睛无神地看着我们，嘴角也向一边歪斜着。他含混不清的表达他的病情，我一句也没有听明白.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会使他变成了这个样子，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最底层，李利民完了，他的工作就此结束了，没有了工作那么他的政治生命也就会终止了。不光是我，凡是看过他的同学们几乎都是这样认为的。一切安慰的语言都显得十分苍白，因为我深深的了解视工作如生命的李利民是怎样的在珍重自己的事业。我将为他的担忧埋在心底，笑着鼓励他，没事，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坚信这一点的原因，除了我对他的了解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李利民生命中另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他相濡以沫也同是兵团战友的妻子高淑梅。她也是我们十七中的同学，下乡时和他一起去了21团。小高人长得一般，没有出众之美，更没有什么声名显赫，一个生长在一个工人家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但是在兵团的那段艰苦岁月中，在李利民的父亲的历史冤案还没有平反的情况下，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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