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岁的笛妈，说自己4年前就“死”了。
2008年5月，她唯一的孩子——女儿笛尔，在公派美国读博期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生命永远停在了25岁。
笛妈和丈夫随女儿一起“死”了：“埋葬了女儿，也埋葬了自己。”
他们成了失独者。
失独者，一般是指失去独生子女的中老年父母。他们的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几乎失去生育能力，人到中年，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
据专家推算，1975年到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母，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老无所依的失独老人。
笛妈和丈夫的命运，是这2000万失独者命运的缩影。
“永远在一起”
没有女儿的消息，足足有3天了。
自从女儿去美国读博，每一天，不管多晚，母女俩都要聊上几句。听到女儿的声音，笛妈觉得安心。
2008年5月初，女儿的第一个学期刚结束，改好的论文传回了国内，就相约和几个同学去大峡谷玩，放松一下。
第二天，女儿没打电话来。笛妈给女儿老师打电话，老师宽慰她：“别想那么多，兴许年轻人玩高兴了，忘了呢。”
“心慌。”笛妈不知道干什么好。
她记起在首都机场告别时，女儿抱着她，说：“妈妈，别担心，以后家里有我呢。”
压住打转儿的泪珠儿，笛妈抱着女儿，说：“妈等你!”
想起这些，笛妈的心，稍稍安稳了些。
电话终于等来了。美国警方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家里。笛妈不敢接电话，丈夫也不敢接。丈夫的表妹接了电话——笛尔遭遇车祸，去世了，需父母来处理后事。
笛妈感觉一下子掉到了十八层地狱：“完了。”
丈夫身体不好，笛妈一个人去了美国。
大约两周后，笛妈从美国回到了沈阳的家，她“抱回”了女儿：一盒骨灰。
北京八达岭陵园，笛妈要把女儿埋在这里。
“八达岭，寓意四通八达，不管从哪个方向回家，都方便，她会喜欢的。”笛妈抽泣起来。
这是一块没有照片的墓碑。
黑色大理石泛着冷光，从左到右，并排刻着丈夫、女儿和笛妈3个人的名字，右上角有一行小字：“永远在一起。”
“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是笛妈和丈夫唯一的人生寄托。
笛妈和丈夫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学历是小学四年级，他们希望孩子能多读点书。
198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
在此3年前，国家以公开信的形式，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
生完女儿10个月后，笛妈必须向工厂交一份已经在体内装上节育环的医院证明，否则就不能上班。一旦被发现怀孕，会有人陪着去医院，强制堕胎。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最严格的时候，一旦违规即被开除公职，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国家的。
生第二个孩子，在当时的笛妈看来几乎不可能。准生证、出生证明、户口……违规的话，什么证也办不下来，“没有证就不许你生”。
“就是偷偷摸摸生了，这么长时间不工作，你去哪里了?不给你发工资，不给你涨工资，你怎么活?”笛妈自问自答，“不能活!”
笛妈从年轻时，就一直尽量理解国家。她还记得，当时有专家说计划生育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
“不计划生育，对国家有害，对民族有害;计划生育，对一部分家庭有害。”笛妈抬起的双手，像一个天秤的两端，上下浮动，“它是有风险的，一个0.54%的风险，说不定就落在谁的身上，这个概率是存在的。”
笛妈的双手陡然垂下，说：“我就是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上高中之前，笛妈和丈夫都在本溪工作，为了让女儿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他们把女儿放到沈阳，让爷爷奶奶照顾。这样一来，他们只能两个星期见一次女儿。
2001年，女儿考入了大连理工大学数学专业。
“本科4年就只是入门，根本不能算学数学，妈，我要读博士。”
笛妈的声调提高了一些：“这才是我女儿!”
小学、初中、高中，每一次升学考试，女儿都是想考哪所学校就能考上哪所，可是笛妈的脸上几乎不会流露出任何的兴奋：“压着，哪怕是孩子考上大连理工，怕孩子骄傲。”
她想等女儿博士毕业归来，把这么多年攒着的表扬一下倒出来。
她再也没有机会了。
“没了脊梁骨”
笛妈和丈夫的生活完全被摧毁了。
笛妈不敢跟邻居说话。下楼前，先悄悄打开房门，竖起耳朵仔细听楼道里有没有人，没动静时，飞一样跑到楼下，买完菜，再赶紧跑回来，像做贼一样。
大街上，遇到一个年轻时同一工厂的工友，对方热情地和她拉家常。聊到孩子，笛妈一下子就蒙了，胡乱嘟囔了几句，甩开工友，掉头就走。
“没了孩子，就没了脊梁骨，”笛妈惧怕接触原来生活里的一切人，“我现在看人不敢看别人的脸，只看别人下半截。”
她换了家里的电话号码，换了手机号码，几乎切断了与之前所有认识人的联系。
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跟孩子一起死了，没有了灵魂——“现在是行尸走肉。生活是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