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园地

作者：胡展奋    

　　郭迪，中国儿童保健学奠基人和儿童行为发育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享年102岁。他对奉献毕生的事业——儿科医生这样描述：“做儿科医生是最幸福的。因为只要看到一个个孩子摆脱病痛，蹦蹦跳跳地站在你面前时，你就会有一种莫大的愉悦。儿科医生大多长寿，这得感谢孩子们，我们像他们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被他们所感染。”

　　2012年6月25日的上海有位老人去世了。102岁。期颐之寿，世称“人瑞”，寻常人家是要当作喜事来办的。只是，当社会各界向这位长寿老人告别时，在场的人们却无不热泪滚滚……

　　有没有一个人，八十年如一日地呵护、研究着中国儿童？

　　有没有一种学说， 超前四十年指导中国儿童茁壮成长？

　　无论学术还是人品，这位老人都堪称时代巅峰。

　　他，就是中国儿童保健事业奠基者——郭迪。

　　最幸福的医生

　　熟悉郭迪的年轻人不多。但年轻人的家长却无不熟悉一张“性命交关”的表格：“儿童生长发育保健卡”。

　　1个月：寻找声音。2个月：应答性发声。3个月：俯卧抬头。5个月：抓悬挂物。6个月：独坐30秒。7个月：捡起方木。11个月：用杯喝水。1岁：独自站立。1岁半：控制便便。2岁：说出姓名。2岁半：用筷子吃饭……

　　无数为人父母者对这张表格不陌生。它之所以被称作“儿童生长发育保健卡”，是因为参照以上这张表格，父母就可以明白孩子所有的啼哭、表情和动作意味着什么。它不过一张A4纸那么大，却破译了婴幼世界的牙牙之谜。通常，它只流转在怀抱婴幼儿的父母手中，不想，在2008年震惊全国的“毒奶粉”事件中，它异彩夺目，扭转乾坤：为监测三聚氰胺奶粉中毒致病的婴幼儿的生长发育是否异常，必须有一张操作简捷、数据准确，标准权威的“一卡通”，但急切之间，到哪里寻找、又哪里来得及制作这样的“神通卡”呢？

　　幸亏，有人提及：上海。郭氏卡！

　　卫生部闻讯立即向上海方面紧急调集了数百万张的“儿童生长发育保健卡”，火速分发到相关地区的妇幼保健院，为无数焦虑中的家长释疑解惑，为“疑似致病”儿童及时做出了科学的筛查和客观评估。

　　这张卡的发明人就是郭迪。事后，当无数来电来信称颂其“功德无量，领先世界40年”时，他只淡淡一笑。

　　事实上，40年前，儿科医疗模式还停留在生物学研究阶段，多数儿科工作者对儿童的心理和行为异常视而不见时，郭迪教授已率先将研究从生理拓展到心理、行为学和社会环境等层面；当那时的人们只关心孩子“吃饱穿暖长得壮”的时候，郭迪教授不但已带领同事和学生在研究孩子说得好不好、学得好不好，以及脾气性格好不好，而且还在全国第一个启动儿童生长发育的评测，其中包括智能发育的测试。这是一次天才的、注定将载入史册的学术跨越，但由于想法太超前，当时非但没人能够理解，而且还有“宣扬唯心主义”的危险，但这个个子不高而又沉默寡言的倔老头，硬是把风险扛了下来。没有实验对象，就把自己的子辈、孙辈当做“小白鼠”，他亲自制作了一盘录音带，上面记录了孙女牙牙学语时每个阶段的语言，以研究幼儿智力发育规律。他还从自己的孩子们身上抽血试验，研究他们的生长规律。为更多了解中国孩子，他奔波在上海的工厂、学校里，他沿着海岸线南下，直到海南岛的渔村，孩子的生长、营养、心理，每一个细节都是他研究的方向，终于率先在国内完成了《儿童生长发育保健卡》和《儿童智力量表》的研制。郭迪第一个倡导这样一种理念——随着儿童身体的生长，其运动、认知、语言、社交等心理、行为能力的发展，也是衡量儿童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

　　还是激情汹涌的上世纪80年代，在影响儿童智力发育的数据中，血铅水平的异常引起了郭迪的注意，当时中国的经济刚起步，郭迪以医学家的敏锐眼光，预见到新兴工业的铅污染对儿童健康的危害。

　　当时的社会也普遍没有“防铅”意识，幼儿园、小学都直接建在厂矿，铅浓度高的孩子，普遍体弱多病，注意力不集中，脾气暴躁冲动，学习成绩差，免疫力下降，甚至有生命危险。于是他指导他的学生——沈晓明博士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做普通人群研究，不但直接推动众多的企业搬迁幼儿园，而且以其开展的有关铅中毒系列研究结果影响决策层，最终在2000年终止了有铅汽油在大陆的使用。这是美国人历经了20年才完成的目标啊。

　　弟子们带着喜讯向郭老祝贺时，他淡淡一笑说：“做儿科医生是最幸福的。因为只要看到一个个孩子摆脱病痛，蹦蹦跳跳地站在你面前时，你就会有一种莫大的愉悦。儿科医生大多长寿，这得感谢孩子们，我们像他们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被他们所感染。”

　　最大爱的医生

　　学生们都称郭老为“伟人”。这样的认可，不仅因为他非凡的学术成就，更因为他非凡的人格魅力。

　　不少人奇怪，作为中国儿童保健学奠基人和儿童行为发育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他怎么就不是“院士”呢？

　　这就要从历史、从郭老的人品讲起。　　“院士”一般从“国家一级教授”中产生。郭老的儿子郭时弼回忆说，那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家还住在“淮海路‘大方绸布店’楼上”的时候，有一天，“二院”（当时的上海第二医学院简称）来电请郭老去一趟。郭老去了很快回来，郭时弼觉得奇怪，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却淡淡地说，上面评国家一级教授，两个名额，连我在内倒有三个人符合条件，我就毫不犹豫地让掉了……儿子一听急了：“爸，这，怎么可以……您毕竟是从美国回来的！”郭迪听了一笑置之：他们也很优秀啊。这就是郭迪。

　　儿子郭时弼没有说错，郭迪属于中国儿童保健学界的首批“海归”。

　　1935年，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郭迪，在母亲的资助下，踏上了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的道路。在导师的影响下，郭迪萌发了投身儿童保健事业的理想。然而70多年前，“儿童保健”在中国还是个无人知晓的概念。大部分医院也根本不设儿科。经济状况和卫生水平的落后，使许多孩子被疾病和瘟疫夺去了幼小生命。一种信念在郭迪的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