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托马斯·阿奎那
当代西方的慈善文化
据了解,许多财产逾亿的美国家庭,决意让后人继承的遗产比例不过10%。美国《商业周刊》披露,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公开表示,留给后嗣的财产将不超过1%,而其现有的慈善捐款已高达235亿美元,以其夫妇姓氏注册的“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主要致力于现代医学疫苗的接种,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为援助落后国家的疾病防治,该基金会仅2000年就捐出60多笔款项,达14.4亿美元,已超过了美国政府的同类捐助总额。
近些年,美国高科技产业造就了大批年轻富翁,与前辈慈善家一样,他们密切关注教育、医疗、文化等公益事业。尤其信息技术领域的新贵们,在慈善排名榜上一直领先:盖茨夫妇居首,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夫妇居次,戴尔电脑的麦克尔·戴尔夫妇第七,MS的共同创始人保罗·艾伦第九……之所以如此,除了信息产业的高收益外,更与他们的现代价值观及其在世界潮流中的荣誉地位有关。荣誉心理和榜样文化的激励,使得他们在义务承担上也展开了一场伟大竞争……近10年来,美国慈善机构受赠的遗产额年均递增15%,仅2000年即达120亿美元。影视明星迈克尔·道格拉斯夫妇在儿子的命名洗礼上,送出了一件特殊礼物:一份10万美元的小慈善基金。一位富人说过:“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露出一种从不为钱发愁的态度……这些钱是你的,可同时也是世界的。”
按《资本论》的眼光,这确乎不可思议,在它的价值系统和阶级语境中,资本家乃“唯利是图”的代名词,一个高度私有化的社会,亦必人性险恶、尔虞我诈、道德堕落……相信乍初,大部分国人都会忍不住怀疑盖茨们的动机,曾读到这样一则来自同胞的揣度:“对大多数慈善家来说,其善举也是利己行为。他们清楚,只有受过良好教育、身体健康的国民,才会去购买电脑软件和手机之类,只有社会收入的集体增长才能带动公司利润的增长。”即便如此,于我这样一个对资本“滴着血和肮脏东西”之印象牢固的人来说,也委实被深深震动了。
耐人寻味的是,你还会惊讶地发现:慈善并非资本那样由少数人垄断,平民并非仅充当慈善的受众,他们更是主体。以美国为例,仅1996年,就有70%的家庭参与了捐款,而户均支出额为696美元。重要的是,慈善内容包罗万象,除了捐款,更需大量的义工劳务,目前,美国绝大部分非营利性慈善机构,都依赖志愿者无偿地贡献时间、技能和精力来维持。据《美国捐赠》杂志统计,仅1996年,全美志愿者人数即达9300万,每人每周平均义务工作时间为4.2小时,按价值量统计,这些劳务折合金额为2015亿美元(远超过1507亿美元的当年捐款量)。
不仅美国,在其他西方国家,这种全民性的公益付出在维系社会运行和弥补政府职能方面——对促成“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皆发挥着巨大功效。比如在澳洲,非营利组织的主体即社会福利服务机构(为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失业者、吸毒者、无家可归者及难民提供护理、培训、安置、咨询等服务),仅1993年就有1.1万家规模不等的该类组织,1994年,它们提供的服务包括护理床位2.7万张、公寓床位5.1万张、日均送餐5.5万份、受益残疾人21.5万、热线电话服务40万次等。
这些数字至少说明一点:在美澳这样高度资本化和私有化的社会,慈善已成为一种日常生态和民间传统,一种高度普及和自觉的公众文化。而且它是非个案、非新闻式的,寻常和平易到了极点——至今也未听说过谁因做好事而被颂为典型或大肆宣传。
应该说,这些慈善虽发生在市场背景下,但其实质与资本文化及商业精神关系不大,更大程度上,它是一种深远的宗教传统和现代生存理念(比如“有限消耗”原则、“创造”与“消费”分离意识、对人生幸福与价值的定位等)合力的结果,更多地源于一种文化习性和生命美学精神。比尔·盖茨那样的慷慨,绝非我们想象中的伪善或商业秀,它是精神和道义的产物,是对生命审美的结果——即使该善举带来了广告效应,那也是“精神广告”,而非“产品广告”。
那么,何以在我们地盘上要借助“非凡”文化、靠精神表彰和高度宣传来推广的慈善行为,到了大洋彼岸反成了一种默默常态和无隐情的朴素之举呢?为何越重视私产合法性,财富的出让与疏散程度反而越高?为何越重视个体价值和利益,物质割舍的勇气反而越大?为何主观上的“私产”意识,反而赢得了客观上的“共产”效果(而我们这儿恰恰相反)?
中国文化下的资产观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有一幅情景:王起明撞见女儿在曼哈顿街头为非洲儿童募捐,气急败坏:“救非洲的孩子?你以为你是谁呀……我的孩子谁来救啊?”(其实他已算个中产阶级了)从王的暴跳如雷中,不难看出一种世侩心理:“我是上帝吗?为什么要负责上帝的事务?”进一步说,这心理更多地属一种中国模式——典型的无信仰模式,一个本土的美国父亲是很难说出这番话的。统观整部剧情,确也未见王起明有过什么志愿或慈善举动。从这点看,王虽在美国站稳了脚跟,甚至生意上打败了洋鬼子,但精神气质上倒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