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慈善事业起步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经过十多年艰难发展，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在这期间，浙江作为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凭借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和财富效应，慈善事业风生水起，乘势而为，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到2008年底，全省101个市、县（市、区）已全部建立慈善组织，1516个乡镇、街道中,近50%建立慈善会(分会、工作站)，并正在向企业拓展。慈善工作的社会网络已基本形成。历年累计筹款达76.76亿元，企业留本冠名基金规模达到48亿元，募集物资价值超过5亿元。救助弱势群体320多万人次。
回顾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不可否认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对浙江慈善事业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慈善机构也在摸爬滚打中逐步发育成长，尤其在探索适应我省市场和文化环境的慈善事业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市场化运作的理念和方法，使浙江成为全国慈善事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浙江慈善事业发展的理念和方法已经影响全国，引起业内的关注。
那么何为“市场化运作机制”呢？概括地说，就是借鉴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和方法，结合非营利事业的特点，以慈善资源开发和利用为导向，以慈善机构的能力建设为重点，积极参与劝募市场的竞争与协作，不断提高慈善机构的公信力，推动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市场化运作的实践与探索
市场化理念的提出
浙江第一个地方慈善机构嘉兴市慈善总会成立于1994年8月。15年来，慈善事业从“羞羞答答”到“大张旗鼓”经历过四次重大的灾情锤炼：第一次是1998年8月发生在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的罕见洪灾，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在这危急关头，全省慈善机构积极响应中华慈善总会的号召，广泛开展各种形式劝募活动，筹集款物价值5083万元支援灾区。这是浙江慈善机构第一次“集体亮相”，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其次是发生在2003年4月的“非典”疫情，浙江虽然不是重灾区，但“非典”对社会造成的心理恐慌是严重的，在那段非常时期，慈善机构并未袖手旁观，而是积极介入，配合政府开展各种形式的慈善援助活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进一步提升了慈善机构的社会影响。第三次是发生在2004年12月的印度洋海啸灾情，由于损失惨重，震惊世界。慈善机构作为政府指定的接收捐赠单位与红十字会共同承担了国际赈灾任务。由于慈善机构是首次参与国际赈灾捐赠，其意义非同寻常，对确立慈善事业的地位与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2008年发生的四川汶川“5·12大地震”伤亡惨重，损失巨大，全省慈善机构在第一时间迅速投入抗震救灾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募集赈灾款物，支持和参与应急救助和灾后重建，在近二个月时间里接收捐赠款物22.4亿元，其中捐款20亿元，占全省捐款数的50.7%。充分显示出慈善机构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公信力。10年中四次参与重大灾害的救助，使慈善事业的影响力得到了全面的提升。1998年的“三江”抗洪赈灾促成了“公益事业捐赠法”的出台，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这是慈善事业首次写入中央全会报告，从根本上明确了慈善事业的功能定位。随后，2005年11月，由国家民政部召开的首届“中华慈善大会”暨颁发首届“中华慈善奖”，标志着中国的慈善事业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具有十分深远的里程碑意义。
浙江慈善机构在政府主导的重大灾害社会救助上乘势而为，拓展空间，打下根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对初创时期的慈善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年来，各地慈善机构在成立前后筹募创始基金以及每年开展的“一日捐”活动等，基本上依托于政府的强势推动，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行政化”的直接好处是较快地完成了慈善机构的“原始积累”，它的局限性在于自身的能力提升比较缓慢，社会公信力受到挑战。而且，随着全社会慈善意识的增强，被动式捐赠的逆反心理渐显，“行政化”劝募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慈善事业面临新的困境与挑战。这种困境与挑战主要表现为：
双重管理体制带来的“管理缺失”问题。根据我国现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的有关规定，慈善机构（协会、基金会） 在成立前必须先经业务主管单位批准，再报登记管理机关审查批准，就是所谓的“双重管理”。在这里，我们不去剖析这种制度设计的动因，只就“双重管理”对于慈善机构造成的困境作一简要分析。其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已经走向无主管化，成为独立的法人，民营企业自产生之日起就不存在主管单位，慈善机构作为独立于政府组织之外的“第三部门”，也理应成为独立的“社团法人”。如果不是这样，许多“草根”慈善机构的发起人得为找“婆婆”而心存疑窦，顿失“激情”。有的找到了“婆婆”也形同虚设，不起作用。其二，“双重管理”极易造成慈善机构严重“行政依附”倾向，要编制、要拨款、要条件，从而难以提升机构的市场开发能力，使慈善机构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慈善机构变成了政府的“慈善科”。其三，“双重管理”变成了“双不管”，由于职责的重叠和交叉，业务主管机关和登记管理机关在遇到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互相推诿，敷衍塞责，使简单问题复杂化，造成劝募市场的混乱无序。近年来，在社会捐赠中出现的“乱象”，与现行的管理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亟须规范。
政府的强势主导与社会化不足的问题。应该肯定，十多年来，浙江的慈善事业发展是比较快的，相对于全国其它地区，浙江慈善事业的“市场因素”也比较活跃，但这并不能回避政府强势主导的现实，这种强势主导是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但相应的问题是，在社会普遍接受了“慈善”这个理念后，慈善也正式地纳入了政府的工作范畴，慈善的属性和做事方式越来越官方化，成为政府主导的社会公益事业，这对慈善事业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地方慈善机构已经把党委、政府的重视程度作为比较“慈善成果”的标尺，大家更乐于谈的是政府发了什么文件，领导讲了什么话，捐赠任务如何分配到各单位。这对慈善机构“民间性”和慈善事业的“社会化”造成了冲击。这种表象的繁荣掩盖了隐存的问题，慈善机构的能力建设、公信力建设、义工建设等事关慈善事业生命力的重要课题被摆在了次要的位置，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在总结这十多年慈善之路时所言：“从理念上说，有进有退。进的是全民慈善意识的普及，退的是慈善的民间性”。
劝募的“运动式”与救助的“简单化”问题。由于我国的慈善事业发端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从慈善机构员工构成到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均带有比较明显的“官办”色彩。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浙江慈善机构在筹募创始基金、完成原始积累中大多采用领导大会动员、下达捐赠指标、授予荣誉职务等手段去启动慈善工作，在某市甚至出现“排队”捐款争取“进城落户”的“创举”。不少地方的企业主为争取“好印象”和得到优惠政策，也积极完成“捐赠指标”。诸如此类，对于创始时期的慈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救助方式上，慈善机构因缺乏专业力量和经验，也大多采用简单救济的方式，按地域、人头发放钱、物，利用节假日搞活动造势等等。这种零打碎敲的“输血”方式，治标不治本，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市场化的探索
慈善事业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与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相对应的，也与慈善文化建设密切相关。这些年来，面对困难和问题，浙江各级慈善机构从来没有停止过实践和探索。这种实践和探索从模糊逐渐走向清晰，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于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建构慈善事业市场化运作机制，为慈善事业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
（1）“留本冠名基金”的形成与发展。
企业“留本冠名基金”是指企业在内部建帐设立的慈善基金，基金的本金主要投资本企业的生产经营，收益用于慈善公益事业。在基金管理方式上具有以下特点：
① 企业与慈善机构建立契约关系，以救助项目为载体，基金收益通过慈善机构实施社会救助。
② 为了避免基金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对救助项目的影响，企业与慈善机构商定基金的年度投资收益率（一般不低于一年期存款利率），不足部分由企业补足。
③考虑到企业的经营风险，基金存续期一般不少于3年，协议期内基金变动由双方协商确立。浙江最早设立的“企业留本冠名基金”，是由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倡议建立的“浙江省慈善总会‘万向慈善基金’——四个一百工程”项目。该基金项目于2001年2月正式启动，由万向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设立，本金由万向集团运营，增殖部分全部用于“四个一百工程”，即援助100个残疾学生、100个失学学生、100个孤寡老人、100个孤儿。残疾学生、失学学生、孤儿的资助年限为2001年起至高中毕业，孤寡老人的资助年限为2001年起至去世。年度援助额60万元。7年多来，随着万向集团的快速发展，基金本金逐年增加，援助规模不断扩大。2007年，基金项目援助额增加到316.4万元，受助人数达1638人。7年来，累计总援助额达到112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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