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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慈善事业的新理念和比尔·盖茨的实践

2009-05-20
   作者:陆镜生   

  《易·系辞上》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意思是万物新陈代谢,生生不已,日新月异,是盛大的德行,是变易之道。慈善事业也是日新月异。而慈善事业的日新月异,首先源自从事慈善事业的人的道德修养,特别是他们的责任感、义务感、荣誉感的日益增强。这正如《礼记·大学》中所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道德修养若要自新,就要天天自新,永远自新,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创造新业绩。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倘若能将“日新”精神内化于心灵之中,就会在慈善事业中不断地有所创造,勇猛精进。
  美国的《新闻与评论》杂志于2006年9、10月号刊登了一篇题为《重新定义责任》的文章。这篇文章概述了2006年2月2日在南非开普敦大学举行的国际论坛上提出的国际慈善救助的“责任”的新理念。在这个论坛上,曾任基金会理事会(许多基金会的联合组织。该组织有其原则和实践宣言。任一基金会签字承诺,即可成为其成员)主席达14年之久的詹姆斯·约瑟夫作了主旨演说。他的演说的核心思想是:国际慈善救助中,“责任”(accountability)不仅是指有强制性的法规和惯例,而且指非强制性的道德律令和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他在明确指出“责任”的两层含义时,特别强调非强制性的道德律令是基金会理事会的原则和实践宣言的灵魂。他说,过去,在国际慈善事业中谈及“责任”,处理道德与权力的关系时,往往是以道德来驯化和控制权力,使权力具有人性。而当今的世纪中,道德应该要愈来愈代表权力。在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启示和慷慨的行为以及对各种地方文化的尊重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公民社会组织应重新定义其对广大公众的责任。
  约瑟夫说,过去在国际慈善工作中强调效率,而现在要有新的强调,即强调责任。他说,新的世纪在慈善事业中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呢?他肯定了如下一些说法:公务员要懂得,管理应该既是有效率的,又要是人道的;非政府组织领导人要把自己看作崇高价值的监护人和资源;企业领导人要懂得,做一个道德上敏锐的人,会直接造福平民百姓,等等。
  约瑟夫指出,慈善事业有一种优良传统,就是慈善常常是涉及价值的。他提及他的至友、“美国有组织慈善”的道德发言人保罗·伊尔维萨克。伊尔维萨克将慈善比喻为盐,盐是不允许失去其味道的。意思是慈善事业绝不能丧失其道德上的价值追求。慈善事业本质上具有道德权力,绝不允许别的精神的侵蚀。伊尔维萨克要求基金会的董事“保卫你们组织的灵魂。敞开慈善的黑匣子,同他人共享价值的奥秘和决策”;要求基金会的经理“保卫你们的仁爱……倘若你们丧失了你们自己的灵魂,你们就湮灭了慈善精神”;他劝导同行,忽视道德会损害慈善事业的形象,削弱慈善事业的影响,延迟捐赠者的梦想成真。
  约瑟夫提出八个问题,请大家考虑。笔者以为,他提出的几个问题,实际上是几个原则,既适用于国际慈善,也适用于国内慈善。
  第一,基金会的和公司的捐赠工作计划,在处理同受捐者的关系上,要充分地尊重受捐者的自主性和人格。他警告慈善工作者,傲慢既是原罪,也会长期污染慈善事业的灵魂。
  第二,要重视如何捐赠、捐赠什么和向谁捐赠。他指出,如何捐赠、捐赠什么,其中有道德的考虑。负责任的慈善事业要考虑受捐者的人性。受捐者的人性与捐赠者的人性是没有两样的。应该充分地认识捐者与受捐者是平等的。任何形式的慈善,不论其内容,抑或其包蕴的文化,都应该尊重另一方。捐者应谦恭为怀。
  第三,私人基金会的价值应与它们资助的组织所需求的价值相当。他指出,慈善不只限于给钱。基金会要常常能像“给钱”那样,通过“人力资源”来有效地运作。
  第四,用新的语言来表述和捍卫现代慈善。他指出,慈善已经从谋求减少不幸事件的后果的慈善转向战略慈善。它的目标是消除产生不幸的背后的原因。这是从慈善的私人行为转向现代慈善,给慈善事业提供了干预的机会。他讲了《圣经·新约》中的“善良的撒玛利亚人”(The good Samaritan)的故事作例。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途中落在强盗手里,强盗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去了。一些人从他身边走过,没有停下脚步,惟有一位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了他,动了慈心,给他治伤,并安排他在旅店休养。这个故事到此结束。问题是以后还会有行人在路上遭强盗劫掠,乃至暴打。怎么办?谁来护路,确保旅客的平安。这就是说,慈善事业要从慈善捐助的个人行为转向更具战略性的公共政策。基金会在面临灾难或需要慈善救助时,要准备让穷人、无助的人、没有诉求渠道的人有力量使公共官员对他们制定的政策负起责任或制定新的公共政策。基金会要加强地方非政府组织,使他们的代表参与涉及公共资源使用问题的决策。
  第五,要认识到有一种新的傲慢。这种傲慢心态认为某一类慈善比其它类慈善更了不起。他指出,在慈善事业这个领域,多元文化是慈善事业的力量。需要合作和结成伙伴。
  第六,要充分重视已出现的新类型的多样性的社会。他指出,有人以为慈善事业只是那些自视由欧洲移民美洲的先民的后裔开拓的。他们忘了,例如,美洲土地上第一批慈善家不是欧洲人,而是美洲土著人,即印第安人。是他们的慷慨和善心,帮助欧洲移民在美洲度过了第一个严冬。这是美洲少数民族的仁慈传统。这种助人为乐的传统早于近代慈善事业。
  第七,探究新一代的私人慈善领导人的素质时,“责任”具有重要作用。他指出,有成效的慈善不论在本国,抑或在他国,都需要在所有层次上包括不同背景的人。他们的先人的民族不同,肤色不同。新一代慈善领导人要尊重他们接触的所有人的文化和人性。这是国际慈善和国内慈善的责任的底线。
  第八,要为慈善专业人员的更替保证充足的时间。他以在树林中砍柴与磨刀的关系作喻,指出磨刀不误砍柴工。需要提供充足时间来磨刀,来培训能胜任慈善工作的专业人员。
  笔者认为,约瑟夫谈及“责任”时,使用“accountability”一词,而非一般常用的“responsibility”,是有其西方文化教育的深意的。在西方文化教育中,“accountability”的概念源自“义务”,其意思是敢于负责,值得信赖和有能力履行义务。这种含义的“责任”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人们对自己分内应做之事的认知;二是人们对没有做好分内事而应承担的过失的认知。这就明确地表述了,责任是义务,不仅要有对义务的承担,也要有对过失的自觉承担。笔者以为,有这样对“责任”的认识,才能自觉地自省、反思,拷问自己的灵魂,真诚地总结经验和教训,继往开来。慈善事业中,做善事,最糟的是没有慈悲心和仁爱心,将慈善视为手段,谋取广告效应。缺少慈悲心,却做出慈善的样子,这叫伪君子,俗话说,伪君子不如真小人。慈善之举不做假,从内心真诚做起,这是“责任”的应有之义。
  在慈善事业中,比尔·盖茨夫妇早已木秀于林,享誉全球。近年来,他们不再忙于俗务,耽于物累。他们不仅要做“善良的撒玛利亚人”,而且决心做翦除强盗的勇士。盖茨夫妇捐助的范围是很广的,教育是其中一个领域。至今,盖茨夫妇基金会已捐出20亿美元于教育事业,以期改善中学教育和提高高中生的毕业率。然而效果并不如意。盖茨夫妇不舍初衷,决定实施改革,重新制定慈善捐助教育事业的战略。2008年11月11日,他们在西雅图举办了“重新定义在美国的社会”的教育论坛。其时,教育家和教育官员雅集。美国的《教育周刊》2008年11月19日一期刊登了题为《盖茨重启战略,推动拓宽由中学到大学的教育》的文章,对这论坛做了报道。该论坛修改了中学后教育的战略,使更多的高中毕业生能上大学,其最终目标是能使低收入家庭的和少数族裔的中学生上大学的比例由目前的20%增至80%,使收入低的成年人上大学的人数能增加一倍,并获得学位或学历证书。
  中学毕业生不仅要进入大学,而且要真正完成大学的学业。为此,盖茨夫妇基金会要投入更多的钱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资料收集。该基金会关于中学生教育的捐助计划有三个支柱:一是对“为升大学做准备”提出“简约、清晰和更高的”标准;二是提升教师的质量;三是在帮助勤勉的学生方面做些改革。为此,该基金会可望在五年内捐出五亿美元,用于同中学教育有关的研究和资料收集;捐出五亿美元用于一些城市,推动教师质量的提高,其中包括改进课程设置和教师的教学手段。该基金会直接同教育管理区(美国的城市往往划分为若干教育管理区)合作,改进课程设置和教学。该基金会的这种战略旨在建立“为所有人上大学的公共意愿和政治意愿”,帮助教师和学生达到较高的标准。现已有33个州保证采取盖茨所支持的中学升大学的标准和考核办法,作为美国毕业证书工程的一部分。以西雅图为基地的慈善教育会主任维基·菲利普斯说:“该基金会推动的为上大学做准备的标准旨在有助于使所有州的这类标准有共同的核心。”
  盖茨的战略很强调教师质量的提高,真正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为提高教师质量,盖茨支持设计“措施、调查报告、评估手段和资料库,这能公平地、准确地鉴定有成效的教学”,并同教育管理区一起,共同开发一种以教师教授学生过程中的成效为基础的聘用和补偿老师的系统,并保证高质量的教师能任职于最需要他们的学校。菲利普斯说,在今后的五年内,该基金会将在城市地区和这些地区的教师联合会以及拥有政府特许状的学校一起工作,来定义怎样的教师算是有教学成效的教师,并鉴定、提高、评估和补偿那些教师,以及如何让无教学成效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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