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园地

现在是英国那些商界领袖们有所作为的时候了，他们有义务为社会的幸福安康做些贡献。这里有一个“不错”的建议：那些英国富时指数100（FYSE 100，挑选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100种股票，其成分股涵盖欧陆9个主要国家，以英国企业为主）企业的总裁和董事长们应该慷慨解囊——其基础年薪是个比较理想的数目，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公益”基金，用于提升国民教育、改善城市环境等。

像那些在避税天堂伦敦安家的国外企业巨头一样，处于领导行列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的投资人也应发挥积极的作用。或许英国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CBI）总干事理查德·兰伯特（Richard Lambert）能够组建这个基金，同时还能任命一群商界人士和社会企业家们来运营它。

之所以要这么做，而且现在就要开始行动的原因有二。

其一，是为了提高企业极其领导者的公众形象，当然这个理由有些肤浅，但也很必要。英国企业家的地位可能从未这么低过，当然不仅仅是那些银行家让人们大失所望。

按现状来看，持续的经济衰退无疑将使企业家们更加受挫。随着一家家企业相继倒闭或企业规模被缩至最小，失业现象会愈演愈烈，那些坐享高薪的高管们将遭受到公众更多的不满。对于英国顶尖行业那些有钱有势者的斥责，可不仅是“不称职、没能力”这样的字眼了，而是“自私、残酷、无情”等。

老总们已经开始抱怨，他们认为经济衰退都是美国人或者说是那些银行家惹的祸，凭什么要自己做替罪羔羊。而在一些情况下，组建基金这样的“集体行动”可以使他们个人免遭指责。不过，现在还不是顾影自怜的时候。毕竟商业经历过去20年顺风顺水的发展，如今的权力已经从财富的创造者那里转移到统治阶层手中了。

在被那些可能并不成熟的新规定压垮之前，大企业的首脑们应该好好想想如何改变自己。一个不错的开始，就是加入一场“资本主义革命”——革命的胜利者将“行善”作为其个人和企业战略的核心部分。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和我把这场革命运动称作“慈善资本主义”（philanthro capitalism）。

其实在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前，慈善资本主义就已经在不断发展壮大了。开始是在美国，最近是在英国、欧洲，甚至在一些新兴的经济体。上周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我主持了一场针对商业领袖的慈善资本主义讨论，譬如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理查德·布莱森（Richard Branson），还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这位社会企业家通过开设“穷人银行”使数百万人获益。热心慈善事业的影视明星李连杰，通过其资金雄厚的“壹基金”在中国也做出了不少贡献。此外，还有两位曾经的政治领导人现在也转身为“慈善资本主义家”（philanthrocapitalists）——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这些人一致认同，这种将商业意识与社会活动相连的慈善资本主义，对引领世界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将发挥十分关键的作用。

这就是商业领袖们要现在创建“社会公益”基金的第二个原因了：社会需要有专业的人士，用商业的渠道来解决问题。而这正需要最睿智的商业头脑，那些掌管大企业的人懂得如何承担风险。

在过去的十年里，有一个趋势令人欢欣鼓舞——慈善家们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力。政府往往过于保守或者在财政上很受限制，而慈善家们则热心资助了那些政策的革新。

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布莱尔表示“政府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方面常常很是糟糕”。像尤努斯博士这样的社会企业家往往会发现，他们那些好理念在政府机构里总是难以有所进展，但是它们却可以在商界和慈善业上得以施展。

不过，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也是位身价亿万的慈善家，就已经为政府找到了一个利用商业创新的方法，就是鼓励慈善家们对社会企业家想出的好计划进行资助。如果这些点子切实可行，政府随后就可以用纳税者的钱来大力发展那些项目。投资的领域很广泛，可以是建立一所培训新校长的学校，也可以是为那些用所得税抵免来开设银行账户的穷人们提供一定的资助。附近的纽瓦克（Newark，新泽西州最大港市，大纽约市的一部分）也做出了类似的创新行动，科里·布克（Cory Booker）——美国最具革新精神的市长之一，在市政厅设立了一名“慈善调度员”。

英国也应该学学这样的做法。由于商界领袖和慈善家们的参与不足，英国政府通过各种方法增加社会投资的努力总是捉襟见肘，难以发挥其应有潜能。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由商界领导的基金可以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了。就社会部门而言，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急需革新和企业家精神，由于经济的日益衰退和筹款难度的不断攀升，这样的需求将更加强烈。当钱不当钱用的时候，更要精打细算地把钱花得有价值才行。

不错，英国已经有两个这样的组织了，它们旨在提升社会部门的办事效力。这两个组织都是由“慈善资本主义家”创办的，而且如果能有更多资金的话，则将有能力发展到更大的规模。其中一个组织叫做“新慈善资本主义”（New Philanthropy Capital），由高盛公司的一位企业家创办，这家组织对志愿者团队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另一个组织叫做“为社会融资”（Social Finance），致力于提升“第三方”的效力，给那些非盈利机构提供更广泛的融资选择。作为“社会公益”基金最先的受益者，这两个组织的发展前景十分被看好。

（文章节选自《泰晤士报》，经过编辑修改。作者Matthew Bishop是《经济学人》纽约分社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