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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慈善即生活,生活即慈善

2008-12-11
 
   作者:陆镜生   

  今年,2008年,我国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四川大地震的赈灾,二是北京奥运会。赈灾中的群众献爱心和奥运会中的志愿者精神都将是中华慈善事业、公益事业征程中的助推力。它们有着思想的激励作用,深化人们对慈善理念的认识。愈来愈多的人们认同了社会慈善事业。这无疑会推动我国社会慈善事业、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慈善不宜以权威、命令行之
 
  在四川大地震的赈灾中,赈款募集之多史无前例。有的媒体惊呼,这标志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确实,在四川大地震的赈灾中,社会名人、企业家,乃至政府官员都纷纷解囊,表现了空前的热忱。
  我国近数年来,自然灾害频频。在2007年末和2008年初,我国南方就遭遇罕见的雪雨冰冻灾害,但没有出现热烈献爱心的场面。四川大地震的赈灾为何如此轰轰烈烈?究其原因是我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发挥了主导作用,其动员号召的力度,组织的严密是前所未有的。面对重大自然灾害,政府主导型的赈灾会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政府主导性应该是理性的。慈善不宜以权威、命令行之,否则会产生弊端,有损慈善事业这种长久的事业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比如,许多单位制定个人捐款指标,落实到人头,乃至按潜规则行事,处长的捐款不得超过局长。或者官方举办名人、企业家募捐会,攀比捐款。有一位著名企业家评论说:“攀比的结果让许多的捐助成了广告,成了出名和显示财富的效应,而这些自我标榜式的东西本就是与善心、善事和奉献爱心毫不相干的东西,也是被爱的真谛所反对的附加物。但如果媒体与舆论不能正确地善待每一份爱,恰恰助长了被利益驱动所代替的恶果。”我们也看到不少公司的产品广告上或超市的促销广告上,赫然写明已捐款若干,等等。有位著名演员说:“过去捐助者不愿为人所知,现在是唯恐他人不知。”在名人、企业家攀比捐款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社会各个角落,乃至高校校园里,存在着那种对赈灾的轻慢和慈善感的失落。一位西方思想家蒲伯在《论人》一书中说:“高尚的目的只有用高尚的手段实现。”慈善捐款和服务理应是自愿的。我们不宜以慈善为名,把己意强加在别人身上。另一方面,在四川大地震赈灾中,我们看到不少志愿者,他们有热情,但能力不足,缺少组织性和专业性。也有一些不具备相应能力的民间组织,盲目地组织志愿者。志愿者的服务活动也缺少制度保障。
  实事求是地说,四川大地震的赈灾尚不能标志我国公民社会的成熟。公民社会是否成熟是有客观标准的。公民社会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官本位意识和官本位行为的消除。官本位的存在必然是以人治代替法治,权力滥用,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在权力集中并且不容易受到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人往往仍然被视为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这就谈不上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谈不上对人权的尊重。官本位削弱的程度是“以人为本”提高的程度,也是公民社会健康发育的程度。官本位是与“以人为本”相对立的。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会再把人视为工具。公民具有自身价值并真正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公民社会的成熟是同西方哲学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注重研究个人或自我,注重研究个人的权益和对自由的追求和维护,注重研究人的生命价值与对人的本真状态的探索。古希腊人重视人的自由。古希腊有“自由人”与“奴隶”的区分。奴隶没有自由,而“自由人”有自由。“自由人”的规定性就是“自由”。这就是说,人有其独立性,否定人身依附。这种古希腊文明在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不断深化。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认为,人本身是目的。他在《道德形而上基础》中说:“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作目的,决不只当作工具。”与其同时,西方思想家主张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的统一。倘若将人的价值片面地说成是只为他人幸福而牺牲自己,完全没有自己的幸福,这就成了专制主义者的语言表达了。只有尊重人的价值,才不会把人看作工具,才会尊重公民的宪法权利,诸如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倘若能充分享有宪法权利,民间自身的互助就会健康地、快速地发育起来。民间团体能将公民关爱社会的潜力聚集起来,起着单个人难以发挥的积极作用,帮助弱势群体,从事公益服务,乃至组成各种各样的专业民间团体,研究各种社会问题。民间组织也是各类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成为利益表达的机制。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它们有助于化解矛盾和冲突,使利益关系趋于均衡。而公民素质和教养则是民间团体兴衰的决定性因素。
  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守法和诚信是每一位公民的教养。人的价值首先体现于自尊。尊重自己的人的价值,才会尊重他人的价值。这就会产生对“公正”的追求。在经济发展中,城乡二元体制基本消除,平等享有宪法权利,特别是受教育的权利。
  成熟的公民社会中,慈善理念和志愿者精神是公民的普遍信仰。在那里,慈善事业是一种把公民推向崇高的事业,慈善教育是一种灵魂的教育,是一种公民一生的教育,是一种最高的美德教育。在那里,慈善是一种习惯,一种生活的常态,一种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慈善理念已融入公民的血液中。在那里,慈善已经是构建和谐人心、和谐人生、和谐社会的重要的思想因素,不能须臾离之。这正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所言:“精神的人的伟大是国王、富人、首长以及一切肉体方面的伟大人物所看不见的。”在那里,慈善救助和服务贵在真诚,不计较捐款的多少,不会攀比,重在尽心、尽力、尽性。他们的慈善服务不求回报,如一位作家所说,是犹如天上的飞行航线,有道路而无轨迹。德国思想家马丁·路德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的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
  我国公民社会是否成熟了呢?我们可以自我反省一下。反省会帮助我们克服弊端,完善自己,促使我们不断超越自己,使我们达到高层次的境界。自省会对我们的不足有所愧疚,使我们在自我膨胀情绪中醒悟过来,冷静下来,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我们的官风如何?媒体的报道已经很多了。教育界、医疗界、学术界如何?有一位学者评论说:“缺灵魂,少精神。”《读书》杂志第8期有一篇文章,说一位著名学者、当代思想家王元化先生生前“经常心忧的一件事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学界,山头林立,党派意气……”教师、医生、学者都是知识精英。他们举手投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可以春风化雨,也可以污染人心。我们需要反省,乃至自责,尽己之力,清除阻碍我国公民社会成熟的绊脚石。这样,在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方面,政府主导型与民间自身的互助型,才能比翼双飞,呈现的将是公民的权利、公民的热情、公民的责任;呈现的将是公民对人性和文明的承担。这会使公民的活力充分发挥,使慈善事业、公益事业长年地活跃起来,使整个社会活跃起来。诚然,达到这样的境地,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慈善是一种生活常态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在世界上赢得了盛誉。这次奥运会不仅是世界各国运动员的盛会,也是志愿者的盛会。志愿者用自己和善的微笑、人性化的服务和较高的专业素质诠释了志愿者精神:“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这次奥运会将我国志愿服务推向一个新阶段。志愿者精神又同北京奥运会的“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交相辉映,传递了我国公民的开放心态和接纳多元文化的包容胸怀。一个洋溢着人性光辉的中华民族,会在世界上更具魅力。
  在一片赞誉声中,有一位名人认为,北京奥运会“让人感受到‘全民志愿服务’时代的到来”。这可能言过其实。的确,北京奥运会招募有170万志愿者,同悉尼奥运会的4.7万名、雅典奥运会的6万名比较,真是天壤之别。难以让人理解的是,悉尼或雅典,或北京,奥运会的规模都相差非巨,何以它们以4.7万名或6万名志愿者能做到的事,我们需要170万名。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招募是政府主导型的。比如,赛会志愿者方面,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工作采取了“馆校对接”的工作机制,即奥运场馆与主责高校挂钩,成建制地使用高校志愿者。京外和境外的志愿者被指定由北京的对口高校接待,等等。什么是志愿者?他们是利用业务时间,无报酬地从事慈善事业或各种公益事业的人。在西方发达国家,志愿者往往是由民间社会组织起来的,志愿者精神是成熟的公民社会和民间互助的精髓。由民间互助为基础的志愿者服务不仅现身于重大事件上,而且是一种生活常态,一种生活方式,是长年四季不断的流水,滋润着公民的人文环境。这是志愿者服务的真谛,是慈善事业、公益事业的真谛。在把志愿者服务、慈善服务、公益服务养成习惯方面,政府主导型会力不从心。民间组织在这方面却有很大的空间。民间组织主导的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的空间是巨大的,并能形成与各级政府的良性互动。在香港,李连杰的“壹基金会”、荣馨的“爱的家园”都号召,“让爱成为一种习惯”或“让关爱成为一种习惯”。志愿者服务、慈善服务、公益服务是一种天长地久的恒常习惯,并由习惯而形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常态。亚里士多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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