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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庞科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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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慈善基金会的理论研讨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四次，而我连续去了三次，时间固定在每年的11月底——12月初。每到这个月份临近，我仿佛被一根透明的细丝线牵引，有一种习惯的期待：期待入场券——他们的邀请函；期待一种如雨幕般密不透风的寂寥得到缓解；期待见面时熟人嘘寒问暖的热情，半生不熟的人温暖的一瞥；期待看到月光中瞄花洒金的黄浦江，所有的空间都流动着色彩，两岸金属的外壳纷飞绽放，诉说着浮生若梦；期待学者们夜观星相、指点江山的豪气打开一扇眺望的窗口，激活我一些雾霭茫茫的想法；总之，与这个优雅的城市久别重逢的喜悦，深深地占据着我的记忆。
上海2007年慈善理论研讨会的主题是“慈善理念与社会责任”，题目大，视野广阔，如一株顽强的植物，在充满养分的根系里，努力向四周蔓延扩张，以覆盖公民的视线和心灵为目标，开展情感教育和道德启蒙，绿色生态气息浓厚。这也是他们被全球性的慈善浪潮席卷后，面对中国特有的现实作出的艰难回应。研讨会的难度，或许还在于不匆忙地下结论，强制性的结论或许会毁掉可能出现的转机，回到生活本身，答案会慢慢出现。组织技术含量高的研讨会是一个给自己设置障碍的过程，障碍越大，成就的篇章越辉煌。 当前我国慈善意识缺乏的主要原因 丁锋辉：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专业研究员 第一，我国传统宗教观念的制约：西方基督教文化将慈善作为一种他律要求，教徒做慈善往往出于对神的一种敬畏和恐惧，有一种外在的强迫性，同时还把慈善看作是超越物欲自由穿梭于财富和精神之间的行之有效的途径，所以西方民族的宗教观成为其慈善意识浓厚、慈善机构发达的思想基础。而中国本土的儒教文化则将慈善作为一种受内在道德力驱使的自律要求，行善与否是个人的性情爱好或道德操行，无强制性的他律，这样使得我国的绝大多数富翁，由于思想和文化的局限，虽偶有慈善行为，但更多的是将财产留给子孙后代以免受饥饿贫困之苦，不能将慈善行为转化成本能意识。 第二，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慈善意识的断裂：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几乎不存在慈善组织，也没在出现过有组织、有规模、经常的、普遍的慈善活动，这主要是政府将慈善定位“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装饰品”。在否定旧的慈善机构的同时，新政府把救济工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竭尽全力救济贫民。这样，政府把一切原民间团体都扫进了“救总”的熔炉，形成了一个统管全国救济工作的官方机构。另外，当时在思想意识方面，人们都普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人民当家作主了，成了国家的主人，主人还需要谁来施舍吗？ 第三，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的错位及财富观的畸变：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倡导重义忘利、正其义不谋其利，这一义利观长期主宰中国社会，建国后曾经一度宣扬以穷为荣，以富为耻，为富不仁，富则修等左倾观念，将轻利观念扭曲到极致。八十年代以后这一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财富了，于是人们对钱财追求的张扬，达到了从未有过的甚至于对道德法则藐视的地步，人们的义利观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重利忘义。拜金主义和奢靡之风像毒瘤一样严重地侵蚀着社会肌体，也严重阻碍了慈善意识的培养。 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对社会弱者生命和尊严的漠视，都无疑说明这个时代人文精神的匮乏，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对经济的发展起着规范和推动作用，是社会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如果丧失了这一支撑，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必然沦为纯利欲的冲动，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和人性的泯灭，这无疑对于人们的慈善意识的培养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中国富豪的社会责任 赵海林：陕西省社科院宝鸡分院教授
１．富人与穷人的和谐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是世界各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方略：与美国富豪们倾心追求慈善事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菲律宾频繁发生的绑票勒索案件。在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许多富豪要么把财富转移到国外银行，要么全家移居国外。国家不但无法引进外资，反而导致国内资本大量外流，更加剧了国内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广大失业者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更加忌恨富豪阶层，并形成恶性循环。 ２．中国慈善事业之所以举步维艰，关键是缺少一大批倾心追求慈善事业的企业家：中国的富豪们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财富伦理与市场伦理相统一的基础上才会坚如磐石；发达国家的富豪既是企业家，同时又是慈善家。全民慈善意识和人道主义缺略则是根本原因，当务之急是在全社会确立“财富等于品质”、“资源共享”等和谐理念。 ３．中国富豪是改革发展最大的受益者和资源独享者，而广大弱势群体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究竟是谁造就了当今中国富豪？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是富豪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还是改革发展所提供的重大机遇？作为市场经济的新型投资体制，就业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崇尚效率，扶强抑弱，加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不完善，使得强势群体不仅能够通过公开的渠道轻易获得高收入和高回报，并且可以通过各种隐形途径获得稀缺资源和高收入。这种新型的经济体制彻底打破了传统计划体制下的抑强扶弱、劳动者充分就业和劳动成果平均分配的旧格局，从而造成两级分化。可以说，中国富豪凭借他们的原始资本和自身优势，几乎独享了改革发展所提供的一切资源，包括政策、环境、廉洁劳动力、生产资料及其市场要素。中国富豪的财富是贫困群体为改革发展所放弃的机会成本，是弱者在社会转型期付出的代价，也是弱者为实现社会转型，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富豪的巨额财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弱者转让的。 ４．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天赋人权，缩小贫富差距是富豪们的社会责任：如果说，中国富豪得益于“先富论”，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共享”学说和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则为发展慈善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资源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这是人类的自然法则，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天赋人权，也是发展慈善事业的根本依据。慈善机构要把“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理直气壮地高扬这面旗帜。 企业慈善与政府工具选择 谢志平：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我们可以根据两个维度来区分企业的社会责任，一是根据与企业关系的紧密程度把企业社会责任分为三个层次：⑴是“基本企业社会责任”，包括：①对股东负责；②善待员工；⑵是“中级企业社会责任”，包括：①对消费者负责；②服从政府领导；③搞好与社区的关系；④保护环境；⑶是“高级企业社会责任”，包括：①积极慈善捐助；②热心公益事业；二是根据行为的自愿性与否划分为自愿性责任和非自愿性责任。企业的基本社会责任和中级社会责任都具有非自愿性，如果不得落实或贯彻，可能危害企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或者危害企业环境及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生存和发展，企业的高级社会责任则具有自愿性，是留待企业家自己去判断和选择的社会责任。在这三个层次的企业社会责任中，其重要性是依次排列的。 企业慈善的培育不仅需要企业自身内在的调节和动员，也在于政府和社会外在的引导和动员，是政府运用合理的工具治理的结果。由于政府管理工具的多样性，因此对于这种自愿性的组织行为，必须选择合适的政府工具，否则可能导致相反的治理效果。 政府培育企业慈善行为的工具组合：１税收政策；２凭单制；３拨款与补助；４贷款担保；５合同；６种子基金和股权投资；７志愿者服务；８奖励；９信息与技术支持； 要避免使用的政府工具至少有：１直接行政：政府包办慈善所需的一切资源，一切场所和一切服务，２政府施加压力与建立法律规章制度及制裁手段：要求企业提供慈善服务，并制定标准和制裁措施，３社会管制：政府对企业从事慈善行为设置过多的条件，基于不同属性企业从事慈善活动以不平等的待遇。 民营企业参与慈善的社会心理动因分析 吴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姚俭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１．利己基础上的利他：以满足和推进自身企业的发展为立足点，因而带有很强的商业性，并且整个捐献过程体现的是利己支配下的行为逻辑，捐献带来的社会效益往往不是他们着重关注的方面。利己的前提下，可靠度会相对降低，具体操作层面存在着弊端：比如在进行公益宣传后，并没有捐赠或者长期拖欠宣传费用，或者将企业长年积货，有瑕疵的产品，甚至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拿来捐赠。 在网络和信息日益发展的今天，以慈善为目的的宣传策略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和更加认可，这种崭新的宣传方式可以有效地摆脱人们对商业广告的抵触和逆反心理；我们以现今研究国外慈善捐赠的问题时普遍认可的“慈善投资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即要求企业把投资慈善事业理解为一种变相投资，这种投资对象是“慈善市场”。 ２．互惠利他：新的管理理念的渗入，内在经济利于和外在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20号邮编：150090 总机：：04518701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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