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园地

      善与恶是对立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形象地说：“善与恶是同一块钱币的正反两面。”西方有一种说法，称人的心中既有天使，也有魔鬼。天使代表善，魔鬼代表恶，善代表人性中的光明和崇高，恶代表人性中的黑暗和卑劣。人在世界上总要明确，我们不能做什么，到我们学会应该做什么。通过不做坏事，就是向做好事迈出了第一步；通过离弃邪恶，转而抵制和鞭挞邪恶，就会靠近和拥抱慈善。所有向往崇高的爱，都始于对卑鄙的厌恶；所有景仰高尚的努力，都源自对庸俗的抵制。我们崇敬慈善，不能不对恶进行认真的思考，对大恶进行深沉的探究，增强认识恶、制止恶和发挥慈善精神的力量。
　　中国的儒家学说以孔孟之道为主流，认为人性善，讲究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人的“自律”。孔孟把成至成贤作为现世人生的终极目标，人生的意义就在此生此世的道德自我完善。但这种人性善的学说成了思想文化的主流，就自然不会严密地正视恶，缺少应有的对恶的思考，也使人们缺少必要的对恶的警惕和防范。西方人对恶有着切身的体验，有着深邃的思索和探究。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即直面世间的邪恶。古希腊的悲剧将世间的邪恶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古希腊悲剧的伟大和传之久远的警世意义。人不同于动物。动物以强凌弱，如狮子捕食山羊，是出于本能。人作恶，则以知识和计谋为依托，恶得无法无天，无奇不有，行恶之剧烈甚至使人间变成罪恶的渊薮。因此，西方政治思想上，思想家强调的是对恶的防范。英国思想家大卫·休谟提出了“无赖原则”，认为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时，必须持定“人人应被假定为无赖”，必须通过完善的制度的强制功能，使人“规规矩矩”地服务于公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美国思想家杰斐逊说：“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侈谈对人的信任，而是用宪法的锁链约束他们不做坏事。”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率地承认人性恶，并且认为人性是一种过程，可以在某种条件下变好，也可以在另一种条件下变坏。因此，逐渐形成和完善了“制衡”（ｃｈｅｃｋ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的政治体制，明确规定，宪法就是制约政府（包括官员）的权力，防范其滥用权力。本文无意于讨论“人性”问题，但西方人强调人性恶，确是有着积极的社会价值。
　　同样的，西方自古希腊始，哲学是主张主体、客体两分的。主、客两分，就必然肯定主体，是主体面对客体。时至文艺复兴和嗣后的启蒙时代，这种哲学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就是充分肯定人的主体价值。两个人在一起，某甲是主体，某乙也是主体，都有其主体价值。思想家探究的是如何保护主体。民主和自由的中心内容就是个体的尊严和个体的权利，而博爱亦是以尊重个体尊严和个体权利为依托。自由，特别是思想的自由逐渐地得到重视。１８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有一句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绝对尊重你发言的权利。”在思想界，这句话是对思想自由的经典表述。任何问题只有通过自由的讨论，才能逐渐地辨明是非、善恶、正邪、美丑，并相对地接近真理。中国的哲学不讲究主、客两分，多讲“天人合一”。这对于建立人间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然而它缺少对主体的重视。忽视主体，自然会忽视主体的权利。当统治者的口谕是绝对真理，违逆者则是旁门左道，“文字狱”抑制了思想的交流和讨论。这导致以个人价值、个人尊严、个人权利为内容的民主和自由以及规范民主和自由的宪法的长期缺位。统治者实行人治，法律也只是体现统治者的意志，都是用来治民的。我的学长刘泽华著《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准确地论述了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国传统政治精神的主旨是王权主义，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是权力决定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只能唯上。平民百姓，乃至知识分子，大多没有自己经过独立思考之后获得的真正的自由。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三种政治形态，即权贵政治、贫民政治和人治政治。权贵政治是统治者恣意放纵权力，有时掠夺平民百姓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其结果是贫民揭竿而起。而贫民政治最典型的特点是崇尚暴力，暴力所至，玉石俱焚，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治政治，是靠所谓“明君”和“贤相”来统治，强化统治阶级的政治道德，抑制豪强势力扩大，防止他们对底层社会的过分掠夺，以维护社会各阶级在社会利益分配中按等级序列各得其所，各得其利。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均为人治政治，但各自也只维持数十年。在中国历史上，权贵政治往往多些。权贵政治的游戏规则是不择手段地以权力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当前，中国一些著名学者指出，中国有着权贵政治的倾向。同历史上的权贵政治不同的是，有的经济学家附庸于权贵，侈谈政治特权在市场化、私有化和对外开放中的优先索取权。有的经济学家说，任何国家的市场经济建设都曾经历一个由丑到美、由恶到善、由混乱到有序的过程。任何国家的第一代资本家、企业家都大多表现为野蛮和欺诈，初期市场经济总是罪恶的温床。只有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资本的力量已经将社会资源按照资本的逻辑重新作出安排后，社会可供抢劫、骗取的资源已经所剩无几后，“恶”的成功概率减少，资本都会转向“善”，才会依靠市场化经营来赢得利润。这时候，他们才会要求规范市场，倡导诚信，要求权力的明确界线，要求权力减少干预，廉政自律，甚至提出民主法治主张。这是宣扬在全世界早已过时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理论，也是漠视这种经济学的道德伦理主张。其实，不要忘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几百年来的发展是不断构建和完善政治文明、信任文化、公民权利、信息公开化（信息自由）等市场经济必备的条件，从而使市场相对地公正。也有的经济学家直截了当地为官、商勾结掠夺公共财富和民间财富张目，一句话即“必须有人为改革付出代价”。这样，权力掠夺财富有了一种“合理”的神话为之撑腰。权力和金钱有了理论学说的依托。特殊利益集团的巧取豪夺就披上了为全社会谋福利和社会进步的漂亮外衣，对社会价值观起了误导作用。再加上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思想传统中只有“民本”而无民主。官贵民贱的习惯势力相当顽强。《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指出，官僚的权力随时可能丧失，处于不保险的境地，但他们手中暂时拥有的权力又可像聚宝盆一样把财富迅速积聚过来。所以有权不用，过期过废，只要条件允许，就疯狂贪占。当前这种权贵政治倾向，不论程度大小，其“恶”之大，会祸及全社会和全国人民，不能等闲视之。
　　特权阶层在改革中力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么大众利益就必然最小化。这个利益集团关心的是如何保住权力位置，保住自己插手操纵的资源和机会，他们是中国先富起来的人群中的“佼佼者”。有的经济学家称他们拥有的是权贵资本，有的经济学家称之为权力资本化。公务员的收入如何？国家行政学院政治部副主任、教授、博导、国家职业道德指导委员会委员谈到“现在中国公务员收入比较复杂，很多灰色收入和住房等方面的隐性福利，使公务员队伍实际上生活水平在老百姓感觉中较高，我国公务员系统中基本工资在整体收入中占的比例大约只有１／３，甚至１／４。公务员的隐性福利大概还包括无偿地使用公车”。《人民日报》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６日报道，甘肃省一个县的公用车最少８９台，最多达３６２台。要养活全省公务用车，一年要花掉８．０７亿元。公务车每公里成本费６至８元，是市场成本的８至１０倍，使用效率只有市场运营车辆的１／１０。这些车共占用财政资金４３．２亿元，全年费用８．０７亿元，加上折旧费财政负担１３．４７亿元，占财政收入的１５．５％。我们可与韩国的汉城比较一下：该城人口１０２７万，汽车２７７万辆。汉城市政府只保证市长和三个副市长坐专车，其余坐班车或公交车。
　　权力效用最大化导致权力腐败、贫富分化，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稳定，严重瓦解了社会信用的基础。香港《文汇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５日报道，中国内地贫富悬殊基尼系数已达到０．４５，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标准，达到危险水平。统计结果显示，２００３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在急剧加大，社会保障和社会转移支付明显滞后。经济领域的不平等竞争使得垄断性行业人员收入一直高居前几名。有些官员担心２０１０年后，贫富悬殊有可能激发社会动荡。中国近年来的贫富是互为因果的。譬如一个房地产商与官员联手，通过成功圈地而大富大贵起来，就会有一大批农民因为失去土地而陷入赤贫。
　　平民百姓也许感受不到像程维高、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马向东等拥有权贵资本的贪官之大恶，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蒙受到不少小吏的徇私枉法之苦。《中国青年报》报道，陕西省某县的某镇政府以“财政形势十分严峻”为由，下达一份让机关干部组成工作队下乡越权罚款、乱收费等形式增加财政收入的文件。《工人日报》报道，海南省２７２０名公职人员拖欠农业信用社贷款本息８１５７万元。“官赖”令信用社不堪重负。而每年公款吃喝花掉的往往是天文数字。与公款吃喝相连的是大量食品的浪费。据北京市垃圾渣土管理处负责人介绍，北京市平均每天约产生１６００吨剩菜剩饭泔水，上海市每天产生１２００吨剩菜剩饭，中国每年仅浪费掉的粮食就有几百万吨。这种浪费之恶是以蚕蚀千百万农民的血汗为代价的。而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