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园地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北美和欧洲，学术界对于非营利组织的研究急剧增加。即使在东欧，在前共产主义政体解体之后，对非营利组织也给予了高度关注。70年代以来的非营利组织研究成果甚至比过去50年的总和还要多（Kramer,Lorentzen, Melief and Pasquinelli, 1993）。非营利组织正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虽然“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概念的出现及大规模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但对这一组织形态的研究却可以追溯到19世纪。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观察到，美国社会中多元化的志愿组织（教会、社区团体、公民组织等）对建立北美民主制度有特别的贡献。志愿协会对一国的“文化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使关怀公共利益和互助成为一种公民的习惯，使利他主义成为慈善组织制度化实践的基本要素（托克维尔，1988）。涂尔干（Emile Durkheim）指出，19世纪末西方社会经历的结构变迁削弱并摧毁了由手艺人和工人组成的社团协会（corporative associations），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使社会团结精神面临崩溃的威胁。为适应大规模的工业社会结构，他提出应该建立一种职业行会体系，因为这种行会体系可以发展出比家庭更加持久和更有效的互助功能（涂尔干，2000）。

       在很大程度上，西方非营利组织研究的热潮是在福利国家危机的背景下兴起的。随着70年代福利国家危机的到来，研究者开始较为集中的探讨国家力量退出以后，西方福利制度的重构问题，非营利部门往往作为福利国家中政府行动的替代性工具受到了极大重视（Mishra，1984；Offe，1984；O’Connor，1973）。70年代以来非营利组织研究领域中形成了几种较为公认的理论。

一、政府失灵理论（government failure theory）

       这是美国经济学家伯顿·韦斯布罗德（Burton A. Weisbrod，1974）提出的。

       韦斯布罗德认为，当代经济学长期以来建立的私人部门理论，较好的论证了私人市场的存在及其均衡行为模式，后来又发展了公共部门理论对政府行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但现有的经济学无法解释为什么要由非营利部门来提供公共的、集体消费的物品。他试图发展一个模型来解释：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为什么会存在非营利部门；哪些因素决定了物品由政府、私人市场还是非营利部门来提供；政府部门、私人市场和非营利部门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韦斯布罗德仍然是在需求??供给这个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下解释非营利部门的存在。在论证非营利部门存在的必要性的时候，他采用了剩余分析的策略。在他看来，任何投票者都有对于物品的需求（包括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政府、市场和非营利部门都是满足个人需求的手段。这三者在满足个人的需求方面存在相互替代性。正是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局限性，导致了对非营利部门的功能需求，这是非营利部门存在的主要原因。

       他的论证是沿着这样的一个逻辑线索展开的：首先，个人的需求数量是异质性的（the heterogeneity of quantities demanded
）。在任何政治单位中，个人在收入、财富、宗教、种族背景、教育水平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不同，这直接导致了个人对于税收制度等各种公共物品需求的差异性。政府提供的任何商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是由政治决策过程决定的，对于公共物品的提供也不例外。在不存在投票交易的简单多数模型中，投票结果往往反映了中位选民（median voter）的需求，而留下了大量的不满意的选民群体。尽管在公共选择中也可能采用加权投票的方法，但韦斯布罗德认为，投票方式的变化只是会较小的改变不满意人群的数量，只要反映中位选民需求的政治决策过程还存在，就仍然不能满足异质性较强的消费者需求，这就为其他组织机制的介入提供了前提条件。
    大量的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不满意的消费者可以有几种不同形式的替代性选择：（1）移民；（2）形成较低层次的政府；（3）求助于私人市场；（4）求助于非营利组织。对于选择（1），人们的迁移是有成本的，而且人们在选择居住地点的时候往往更多考虑其他因素，而不是当地政府的税收政策。对于选择（2），人们有可能组成只包括他们自己的政治单位，形成较低层次的政府来提供公共物品。比如说，公园和图书馆就可以同时由联邦、州、县和地方政府提供。韦斯布罗德认为，尽管有了选择（2），但不满意的消费者仍然会存在。对于选择（3），韦斯布罗德认为，从纯粹技术的层面来看，没有技术约束可以防止私人市场生产公共物品，由私人和政府提供物品的区别在于消费者的偏好和相对的价格。从消费者偏好来看，公共物品的一个弊端在于，每个消费者对物品的形式、质量、利用、调配都有着更少程度的个人控制，因此，作为力图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通常会选择购买有更多的个人控制和较少外部收益的私人替代品，而较少去购买公共物品。这意味着，消费者处于政府和私人市场的非最优位置，他们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过度满足或不满意，同时在私人市场上做出了社会无效率（social inefficiency）的选择。

       由于上述这些组织机制都不足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志愿组织作为政府以外的集体物品的提供者就有了存在的功能需求。在韦斯布罗德看来，志愿部门是专门提供集体类型物品的部门。志愿部门提供的公共物品的数量取决于公共部门能够满足选民的多样需求的程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政府使用的税收价格体系不满意的公共物品需求的数量越大，志愿部门的规模就越大。对于特定的政府提供的输出，消费者需求的差异越大，可以预计的志愿部门的输出就越大。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消费者需求的同质性越高，不满意的需求就越少，相对于政府部门的规模来说志愿部门的规模就越小。
       韦斯布罗德是在经济学的框架内，把原有的经济学方法拓展到对非营利部门的分析中。他遵循的仍然是需求----供给的分析方法。在他的分析中，政府、市场和非营利部门是满足个人对于公共物品需求的存在相互替代性的工具。政府和非营利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上是互补关系。韦斯布罗德的理论开创了经济学解释非营利部门的先河。但由于他的理论采用的是剩余分析的策略，还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包括：在满足个人的公共物品需求方面，政府和非营利部门到底谁是最初的提供者，谁先存在？非营利部门提供的都是公共物品吗？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时有着那么多的缺陷，非营利部门难道就没有局限性吗？非营利部门的特性是怎样的？这当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韦斯布罗德通过论证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局限性，来从功能上证明非营利部门存在的必要性，而没有对非营利部门为什么能够提供公共物品、它的组织特性是什么等重要问题做出分析。非营利部门自身的组织特点和运作方式在韦斯布罗德的理论中仍然是一个黑箱。

二、合约失灵理论（contract failure theory）
                           
       这是美国法律经济学家亨利?汉斯曼（Henry B. Hansmann，1980）提出的理论。

       与韦斯布罗德的研究目的相似，汉斯曼也是由于现有的经济学和法学对于非营利组织还缺乏相应的理论研究而提出该理论的。如果说韦斯布罗德更多的是在关注政府与非营利部门之间的互补关系的话，汉斯曼则更多的是在力图解释，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的区别是什么，是什么因素使得某些特定的活动只能由非营利组织而不是营利组织来承担？

       汉斯曼从营利性组织的局限性入手来开始对非营利组织的功能需求的分析。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当某些特定的条件满足以后，营利性厂商（profit-seeking  firm）会以体现社会效率最大化的数量和价格来提供商品和服务。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是，消费者能够不需付出不适当的成本做到：（1）在购买之前，能够对不同厂商的产品和价格做出精确的比较；（2）能够与选定的厂商在商品与服务的价格上达成一致；（3）判断厂商是否遵守了达成的协议，如果没有，可以获得赔偿。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条件能够得到适当的满足，但有时候，要么由于购买产品的具体情况，要么由于产品本身的性质，消费者与生产者在关于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上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无法准确判断厂商承诺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这就使得他们往往在最初不能达成最优的契约，即使契约达成，也很难实施契约。在这种情况下，由营利性的厂商构成的市场竞争只能是无效率的。生产者完全有能力通过提供劣质商品来获取额外的收益。结果消费者的福利蒙受了大量的损失。由于信息不对称，仅仅依靠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合约（contract）难以防止生产者坑害消费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就出现了汉斯曼所说的“合约失灵”（contract  failure）现象。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北美和欧洲，学术界对于非营利组织的研究急剧增加。即使在东欧，在前共产主义政体解体之后，对非营利组织也给予了高度关注。70年代以来的非营利组织研究成果甚至比过去50年的总和还要多（Kramer,Lorentzen, Melief and Pasquinelli, 1993）。非营利组织正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虽然“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概念的出现及大规模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但对这一组织形态的研究却可以追溯到19世纪。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观察到，美国社会中多元化的志愿组织（教会、社区团体、公民组织等）对建立北美民主制度有特别的贡献。志愿协会对一国的“文化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使关怀公共利益和互助成为一种公民的习惯，使利他主义成为慈善组织制度化实践的基本要素（托克维尔，1988）。涂尔干（Emile Durkheim）指出，19世纪末西方社会经历的结构变迁削弱并摧毁了由手艺人和工人组成的社团协会（corporative associations），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使社会团结精神面临崩溃的威胁。为适应大规模的工业社会结构，他提出应该建立一种职业行会体系，因为这种行会体系可以发展出比家庭更加持久和更有效的互助功能（涂尔干，2000）。

       在很大程度上，西方非营利组织研究的热潮是在福利国家危机的背景下兴起的。随着70年代福利国家危机的到来，研究者开始较为集中的探讨国家力量退出以后，西方福利制度的重构问题，非营利部门往往作为福利国家中政府行动的替代性工具受到了极大重视（Mishra，1984；Offe，1984；O’Connor，1973）。70年代以来非营利组织研究领域中形成了几种较为公认的理论。

一、政府失灵理论（government failure theory）

       这是美国经济学家伯顿·韦斯布罗德（Burton A. Weisbrod，1974）提出的。

       韦斯布罗德认为，当代经济学长期以来建立的私人部门理论，较好的论证了私人市场的存在及其均衡行为模式，后来又发展了公共部门理论对政府行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但现有的经济学无法解释为什么要由非营利部门来提供公共的、集体消费的物品。他试图发展一个模型来解释：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为什么会存在非营利部门；哪些因素决定了物品由政府、私人市场还是非营利部门来提供；政府部门、私人市场和非营利部门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韦斯布罗德仍然是在需求??供给这个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下解释非营利部门的存在。在论证非营利部门存在的必要性的时候，他采用了剩余分析的策略。在他看来，任何投票者都有对于物品的需求（包括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政府、市场和非营利部门都是满足个人需求的手段。这三者在满足个人的需求方面存在相互替代性。正是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局限性，导致了对非营利部门的功能需求，这是非营利部门存在的主要原因。

       他的论证是沿着这样的一个逻辑线索展开的：首先，个人的需求数量是异质性的（the heterogeneity of quantities demanded
）。在任何政治单位中，个人在收入、财富、宗教、种族背景、教育水平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不同，这直接导致了个人对于税收制度等各种公共物品需求的差异性。政府提供的任何商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是由政治决策过程决定的，对于公共物品的提供也不例外。在不存在投票交易的简单多数模型中，投票结果往往反映了中位选民（median voter）的需求，而留下了大量的不满意的选民群体。尽管在公共选择中也可能采用加权投票的方法，但韦斯布罗德认为，投票方式的变化只是会较小的改变不满意人群的数量，只要反映中位选民需求的政治决策过程还存在，就仍然不能满足异质性较强的消费者需求，这就为其他组织机制的介入提供了前提条件。
    大量的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不满意的消费者可以有几种不同形式的替代性选择：（1）移民；（2）形成较低层次的政府；（3）求助于私人市场；（4）求助于非营利组织。对于选择（1），人们的迁移是有成本的，而且人们在选择居住地点的时候往往更多考虑其他因素，而不是当地政府的税收政策。对于选择（2），人们有可能组成只包括他们自己的政治单位，形成较低层次的政府来提供公共物品。比如说，公园和图书馆就可以同时由联邦、州、县和地方政府提供。韦斯布罗德认为，尽管有了选择（2），但不满意的消费者仍然会存在。对于选择（3），韦斯布罗德认为，从纯粹技术的层面来看，没有技术约束可以防止私人市场生产公共物品，由私人和政府提供物品的区别在于消费者的偏好和相对的价格。从消费者偏好来看，公共物品的一个弊端在于，每个消费者对物品的形式、质量、利用、调配都有着更少程度的个人控制，因此，作为力图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通常会选择购买有更多的个人控制和较少外部收益的私人替代品，而较少去购买公共物品。这意味着，消费者处于政府和私人市场的非最优位置，他们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过度满足或不满意，同时在私人市场上做出了社会无效率（social inefficiency）的选择。

       由于上述这些组织机制都不足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志愿组织作为政府以外的集体物品的提供者就有了存在的功能需求。在韦斯布罗德看来，志愿部门是专门提供集体类型物品的部门。志愿部门提供的公共物品的数量取决于公共部门能够满足选民的多样需求的程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政府使用的税收价格体系不满意的公共物品需求的数量越大，志愿部门的规模就越大。对于特定的政府提供的输出，消费者需求的差异越大，可以预计的志愿部门的输出就越大。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消费者需求的同质性越高，不满意的需求就越少，相对于政府部门的规模来说志愿部门的规模就越小。
       韦斯布罗德是在经济学的框架内，把原有的经济学方法拓展到对非营利部门的分析中。他遵循的仍然是需求----供给的分析方法。在他的分析中，政府、市场和非营利部门是满足个人对于公共物品需求的存在相互替代性的工具。政府和非营利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上是互补关系。韦斯布罗德的理论开创了经济学解释非营利部门的先河。但由于他的理论采用的是剩余分析的策略，还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包括：在满足个人的公共物品需求方面，政府和非营利部门到底谁是最初的提供者，谁先存在？非营利部门提供的都是公共物品吗？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时有着那么多的缺陷，非营利部门难道就没有局限性吗？非营利部门的特性是怎样的？这当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韦斯布罗德通过论证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局限性，来从功能上证明非营利部门存在的必要性，而没有对非营利部门为什么能够提供公共物品、它的组织特性是什么等重要问题做出分析。非营利部门自身的组织特点和运作方式在韦斯布罗德的理论中仍然是一个黑箱。

二、合约失灵理论（contract failure theory）
                           
       这是美国法律经济学家亨利?汉斯曼（Henry B. Hansmann，1980）提出的理论。

       与韦斯布罗德的研究目的相似，汉斯曼也是由于现有的经济学和法学对于非营利组织还缺乏相应的理论研究而提出该理论的。如果说韦斯布罗德更多的是在关注政府与非营利部门之间的互补关系的话，汉斯曼则更多的是在力图解释，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的区别是什么，是什么因素使得某些特定的活动只能由非营利组织而不是营利组织来承担？

       汉斯曼从营利性组织的局限性入手来开始对非营利组织的功能需求的分析。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当某些特定的条件满足以后，营利性厂商（profit-seeking  firm）会以体现社会效率最大化的数量和价格来提供商品和服务。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是，消费者能够不需付出不适当的成本做到：（1）在购买之前，能够对不同厂商的产品和价格做出精确的比较；（2）能够与选定的厂商在商品与服务的价格上达成一致；（3）判断厂商是否遵守了达成的协议，如果没有，可以获得赔偿。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条件能够得到适当的满足，但有时候，要么由于购买产品的具体情况，要么由于产品本身的性质，消费者与生产者在关于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上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无法准确判断厂商承诺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这就使得他们往往在最初不能达成最优的契约，即使契约达成，也很难实施契约。在这种情况下，由营利性的厂商构成的市场竞争只能是无效率的。生产者完全有能力通过提供劣质商品来获取额外的收益。结果消费者的福利蒙受了大量的损失。由于信息不对称，仅仅依靠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合约（contract）难以防止生产者坑害消费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就出现了汉斯曼所说的“合约失灵”（contract  failure）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