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园地

【内容提要】很多数据都显现了我国当下慈善文化的苍白和慈善土壤的贫瘠，但从历史上看我国有着令人自豪的传统慈善文化。由于历史和制度等的各种原因，传统的慈善文化缺失了。而重构慈善文化，可以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可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重构  慈善文化 促进 和谐发展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上海只有1%的企业家关注慈善活动和慈善捐款，有99%的企业家不知到哪儿捐款。从全国范围内看，在册的工商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捐赠纪录者则不超过10万家，同样有99%的企业从未参与过捐赠。这两个99%，凸显了我国当下慈善文化的苍白和慈善土壤的贫瘠。弘扬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发展慈善事业,对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慈善是什么?《辞源》上说“仁慈善良”,《现代汉语辞典》上说是“对人关怀,富有同情心”。由此可见，慈善是一个道德范畴,但同时慈善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它既指反映人们建立在仁慈和慷慨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心、相互爱护和相互帮助的自觉自愿的互助行为,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精神、一种理念的体现———善待别人,善待社会,善待自然;又指人对人的一种心态,包括同情心、怜悯心、仁爱之心、博爱之心等。

慈善事业既然是一种道德事业,具有文化内涵，这就需要我们去营造氛围,用心培植。但从现状来看,中国的慈善事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一）慈善事业的人均参与率低。中华慈善总会从94年成立至今做了大量工作,但直至2002年,中国人均慈善捐赠仅0.92元人民币，而美国2003年人均慈善捐赠达828.7美元，二者之比为1：7300。美国人对慈善事业的捐款额在1990年为1115亿美元,到1996年上升到1510亿美元。按户统计,有65.5%的美国家庭对慈善事业进行了捐献,人均捐款额在1996年时达到695美元;在全美2.54亿人口中,有9300多万人义务参与相关慈善活动,义务工作时间折合金额总计亦高达2015亿美元。我国志愿服务参与率按4000万人计算，仅为人口总数的3.07%，而美国义工的民从参与率高达44%，两者之比为1：14.3。

      （二）富裕阶层对慈善事业态度冷漠。在2003年被《福布斯》评出的100位中国富豪，有70%没有在慈善榜中出现；2005年11月中国慈善大会列出的“2005中国大陆慈善企业家排行榜”，上榜的135位慈善家中只有3人曾出现在中国百富榜前10名,成为为数很少的“有钱”慈善家；相形之下,美国最大的富豪、全球首富比尔·盖茨与夫人是全美最大的慈善家,过去4年中,他们共捐出了230亿美元,据称,比尔·盖茨计划在自己去世之前将99%的财产都捐赠出去帮助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不久前，世界第三富豪，“股神”沃伦·巴菲特日准备将大约85%的个人股份逐步捐赠给慈善基金会，价值达370亿美元，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

      （三）慈善组织量少，可支配资金也较少。中华慈善总会的估计,国内各种慈善公益组织仅有100多家,所掌握的资金仅占到国内GDP的0.1%。与我们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免税慈善基金组织有120万家,可以支配6700亿美元,资金规模占GDP的9%。

从以上的这些对比中，我们可以明显得看出，美国慈善事业的规模要比我国大得多，国民参与的广泛性要比我国更为普及、民众的积极性也要比我国高得多。从表面上看，是两国慈善事业发展上的差距，从深层的原因来看，更主要的是可能是两国国民在慈善意识上是存在差距。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慈善文化和社会氛围在助捐理论上还停留在“零度”层面，可以说我们原先所具有的传统慈善文化在当下已经变得支离破碎，根本难以抵御物欲横流的的商品大潮对慈善理念的冲击。

如果回溯一下历史，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明古国，礼义之邦，可以说我们有足以令我们自豪的传统的慈善文化。孔子的“仁” , 孟子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墨子的“兼爱”，《礼记·礼运篇》所指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说。千百年来，慈善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慈善事业在中国可以说是源远流长。那么为什么当下的中国慈善事业就不发达了呢，慈善文化就缺失了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不仅在物质上对我们进行了占有，而且从思想意识上对我们国民进行了侵蚀，中西文化的冲突，在那个时代表现得极为明显，使很多国人在传统上产生了迷惘，长此一来，传统本身就遭受到了摧残，更何况慈善文化。另外，当时的很多传教士披着宗教的外衣，打着慈善的幌子干着不慈善的事情，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提供帮助，从而产生了负面影响，国人从主观上就很难对慈善再产生信任感；造成传统慈善文化断裂的另一个主要历史时期就是，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历史上富人对穷人的救助、慈善行为，被说成是地主阶级拉拢收买人心的小恩小惠，宣扬的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是他们欺骗人民群众的手段，根本目的是麻痹群众，消磨群众的斗志，这一历史阶段长达十年之久，再一次使传统文化遭受摧残，使国人再一次怀疑了慈善事业的用心。传统慈善文化再一次与现实被撕裂。

      在中国社会环境中，私有财产的合法程度和安全性远远不够！这使得中国人早早养成了“不露富”的习惯，这就给私有财产的公开化带来了障碍——而私有财产的公开化恰恰是慈善文化的重要基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这是从古至今许多中国人奉行的座右铭。在传统思想的支配下，中国人害怕“出头”，古代中国商人更是深深将“韬光养晦”、“藏而不露”的处事“潜规则”融入在自己的血液中。古代中国对资产的出让和转移，主要路径不外有二：捐官和犒神。目的都只有一个：寻求权力（皇权和神权）的庇护！不说古代，就当下，当今有些不明不白“率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以捐楼助学等方式混个“代表”“委员”之类的头衔，其实他们的目的也不外乎于此。他的视角不是向下，而是仰上的。并非体恤民生，而是一种媚权邀功，求一顶保护伞。这些都因为人们对私有财产缺乏安全感，要靠取悦权力来夯固内心的安全意识——在其心目中，财富的安全性更多地并非依靠制度和法律环境，而是来自现实中与权力的亲疏、利益维系的牢固与结实程度。正是由于此种长期以来对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和使用权信心的缺失，使得在中国文化中始终没有缔成一种真正优雅的理性态度——“结实地拥有”与“从容地出让”相和谐的资产观。

      在“软环境”上，对个人的慈善行为，缺乏积极的价值评价和舆论支持。2002年曾经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牛群事件”（即相声演员牛群宣布将自己现有和今后的有形、无形资产，包括死后的遗体，全部捐献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慈善事业的发展），竟遭到 “口水”讨伐，甚至网上还出现了“宁要晓庆的诚实贪婪不要牛群的虚伪作秀”之类的帖子……这是很令人费解的，说到底，捐赠者能从社会上得到什么？不就是一种心理满足、一种价值观和生命荣誉的实现吗？这样一个简单而又善良的愿望却招来了人们的普遍非议。猜疑、冷嘲、嫉妒、仇视，一个本该受到尊重的奉献者在人们的口水中漂浮。这就是我们当下社会的社会舆论氛围，这就是我们社会当下的社会评价系统。很难想象再有人，去冒着有可能被“口水”淹没的可能再去热心于慈善事业。一般说来，一个人对公益事业的热爱程度、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态度，常受制于他的信仰态度和理性素质，但往往更源于他对生存空间的感情，对体制和民间社会的信任与满意与否。缺少正常的社会评价，缺少正常的舆论环境，人对社会的主人翁意识是难以形成的，更谈不上回报社会的慈善意识的形成。因此，当下慈善文化的缺失，与社会评价体系不完善，社会舆论环境不正常是有一定关系的。

      以2.33亿元的捐赠额荣登胡润“2006中国慈善家排行榜”第五位的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决定资助1000名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完成大学学业。“吉利未来人才基金”的疾苦助学名额是100名，然而招生组费尽千辛万苦，最终招致的贫困学生却只有35名。这又是为什么呢，吉利集团为什么不委托慈善组织去操作呢？他们说，这是因为他们上过当：“穷孩子”摇身一变，原来是当地领导之子。其实这种事件在中国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在基层，常常可以看到村干部家或住着楼房的人晴天晒棉被，棉被上面却赫然印着“救济”两字。胡润“2006中国慈善家排行榜”上榜慈善家有一半以上对相关慈善机构投了不信任票。公信力的缺失是慈善事业的“